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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朝的南土——在“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闭幕式上的讲话

发布时间:2021-10-09 浏览次数:410次 文章来源:刘绪

针对商王朝的南土这个主题,我将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我所指的商王朝是考古学上的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这两个阶段。南土主要是两湖地区,包括周围的安徽和江西,也就是长江中游地区,再远的地方则不包含在我讲的内容中,这是一个基本的时空界定。

长江中游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考古学文化是从二里岗文化开始的,再早一点是否有这种趋势的迹象,我下面也会提到,但是二里岗阶段作为长江流域纳入中原商文化系统的时间标志是毫无疑问的。盘龙城类型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商文化类型,属于商文化系统,这个没有异议。而在二里岗期以前,则尚未达到这个程度。不过关于二里岗时期以前中原与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关系的讨论一直存在。如屈家岭与仰韶文化的关联,河南龙山文化取代石家河文化成为所谓的后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与三苗的关系等等,都是近些年学界讨论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尚没有定论。从现有考古材料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是长江流域的代表性考古学文化,长江中游地区与中原地区在商代以前的统属或者互动关系,还需要更多研究。而到了二里岗期,长江流域与中原的归属问题就可以确定了。

二里岗分上、下层,首先要统观一下二里岗下层文化。考古学文化的内涵以陶器为重点,先从陶器来看二里岗下层文化分布的范围,如果说以郑州商城为中心,或者再加上洛阳偃师商城,以这一片区域为商文化的中心,其周围二里岗下层文化所及最远则是以盘龙城为代表的长江流域,这已被大家所公认。往正南方到了湖南岳阳,以铜鼓山遗址[1]为代表。往东南方向则是黄梅的意生寺遗址[2],有二里岗下层的文化堆积。再南下越过长江,是江西九江的石灰山文化[3]。石灰山文化包含多个遗址,对发表的材料和实物进行考察,我认为其中包含了一些比较典型的二里岗下层遗存,其中比较典型的遗物是绳纹鬲,这种绳纹很细,胎很薄的鬲,是典型二里岗下层的特点。但石灰山文化是否属于商王朝,甚至是否可属商文化的一个类型还很难说,不过石灰山文化与二里岗下层商文化关系密切,是可以肯定的。

往西面的荆州,荆南寺遗址[4]可以到二里岗下层,属于二里岗下层偏晚。往东去到安徽省,在合肥附近的几个县都有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址,过去王迅老师做硕士论文[5]和博士论文[6]的时候,就在这些地方发掘过。近年潜山县薛家岗[7]也有类似的发现,证明东边也有二里岗下层的遗存。

那么其他地方怎么样?再往东到山东,虽然距离郑州较近,可几乎不见二里岗下层的堆积[8]。往西二里岗下层最远到了陕西礼泉的朱马嘴遗址[9],张天恩博士在那做的发掘工作。在此之前,徐天进先生在陕西耀县的北村遗址做了考古工作[10],北村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可以早到二里岗下层。再往西就是周原,离朱马嘴遗址也不是太远,周原的京当类型商文化,基本都是二里岗上层的,并没有二里岗下层的遗存[11]

以郑州为中心,东、西、南三个方向相比较,往东去不太远,整个山东都没有发现二里岗下层遗存,这点现象很特殊;往西也不太远,二里岗下层遗存基本上只到西安一带,再往西一点点,周原也没有二里岗下层的遗存;而在南面,二里岗下层的分布是越过了长江,这些情况从陶器方面能看得出来,所以在二里岗下层的时候,往南发展是商王朝主要的经略方向。

到二里岗上层阶段,遗存相当丰富。如盘龙城遗址,其中铜器墓相当一部分都属于二里岗上层阶段。在其他地点二里岗上层遗存就更多了,在此不一一列举。

总的来说,从陶器上来看,在二里岗下层时期,长江中游地区至少长江以北区域已纳入了商文化的范围,长江以南是否属于商文化范围,学界至今仍有争论,讨论较多的是铜鼓山遗址和石灰山文化。针对这些争论,另有讨论空间。从目前的资料看,商代晚期长江中游以南文化面貌较为贫瘠,至今在湖北地区,尚未能命名一个商文化的类型。

但这并不意味着湖北地区没有发现商代晚期遗存。比如近几年发表报告的大路铺遗址[12],它的年代上限应该到商代晚期,下限可能到西周。再早一点,同属荆州地区的周梁玉桥遗址[13],基本与大路铺遗址同时,上限可能到商代晚期,下限可能进入西周。东面安徽也相同,从陶器来看商代晚期商文化在南方的分布范围往北退了。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与商代晚期时商王朝对原属二里岗文化的区域的控制有关,是统治模式的改变,还是控制力的丧失,都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考古学证据表现出来的是商代晚期商文化在南方的分布范围有向北退缩迁移的迹象。

在殷墟期,长江以南有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以吴城文化为代表,那是很早就被命名的长江流域商代考古学文化,并进行了分期[14]。与之相似,同时期在湖南有费家河文化[15]

目前湖北晚商考古学文化发现不多,有些商代晚期的零星发现,如大路铺一类的遗存,是否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目前看跟商文化有较大的区别。以上是商代从早到晚长江中游地区跟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是陶器说明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我想从铜器上探讨。铜器也是从二里岗时候开始广泛出现的。但真正的二里岗下层的铜器墓葬,全国发现都不多,包括郑州在内也不算太多。但是二里岗下层偏晚的时候,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一部分铜器墓葬,盘龙城就是其中的代表。如果统计二里岗下层和上层,除了河南郑州发现的铜器比较多,另一处铜器发现较集中的遗址就是盘龙城。虽然铜器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但是并不多见。例如河北藁城台西[16],但它大部分时代偏晚,晚于盘龙城,晚到中商或者更晚。

从铜器来看,长江流域盘龙城是中原地区之外出土铜器最多的地方。当然,在安徽也有相当于二里岗时期的铜器,发现总数也不算太少[17]。陶器和铜器都能说明,盘龙城作为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与中原特征一致。要强调的是,目前二里岗时期的大墓基本都发现在盘龙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目前皆未发现能与盘龙城相比的大墓。

此外,二里岗时期的诸多铜器仅见于盘龙城地区,这是盘龙城的显著特点。当然,可以推测郑州商城应该也会有更多的铜器发现,但是仍有待进一步考古学证据的支持。在现有材料下,盘龙城是商代早期发现铜器数量最多,年代相对较早的遗址。从铜器反映的情况看,盘龙城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盘龙城的铜器与陶器一样,商代晚期发现较少。但是铜器却有个特殊的例外。

二里岗时期,铜器在长江流域出现较多,时代比较早。铸铜是当时的高端技术,但铸铜技术在长江流域却延续了下来。长江流域的晚商时期继承了这种技术和传统。虽然目前湖北发现的并不太多,安徽也只有一些零星的发现,但在湖南和江西,如湖南宁乡等,常见有铜器群并伴出青铜大铙等具有本地特色的青铜器。

还有一些铜器,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是西周,但是多数人认为还是商代晚期的。以长江中游地区而言,东边就是吴城以及著名的大洋洲遗址[18],出土有丰富的特色鲜明的青铜器,表明二里岗时期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被当地所继承,并更明显更突出地向南传播。

铜器与陶器不同,得益于早商二里岗时期打下的基础,把先进生产技术传到了南方。至西周时期,铸铜技术的传播方向更为靠南,在比江西、湖南更靠南的地方,也都开始发现有青铜器。这是铜器发展的趋势,像滚雪球一样,分布的范围越来越大。

所以,从铜器的出土情况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地区在早商二里岗时期已与中原关系密切,部分地区已经属于中原商王朝的控制范围。至晚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与陶器发展序列反映的演变基本对应。

从铜器来看长江中游地区与中原的关系。殷墟一期[19]之前的商代,包含唐际根先生所提的中商时期[20]和殷墟一期在内,我统一称之为早商时期,这一阶段目前已有七八处遗址发现了青铜器铸造作坊。在中原地区,有郑州商城[21]、偃师商城[22]、小双桥遗址[23]、垣曲商城[24]、洹北商城[25]这五处遗址发现有青铜铸造作坊。而长江流域的盘龙城遗址近年的考古工作也有所突破,发现了铸铜作坊[26]。在更往东的阜阳台家寺遗址,年代大约为早商时期的最晚阶段,也存在青铜铸造作坊[27]

在中原以外的长江流域发现铸铜作坊绝非偶然,中原的五处遗址是商王朝的腹地,而长江流域的盘龙城遗址和台家寺遗址则远离中原,处于商王朝的外围区域。铸铜作坊的发现说明殷墟一期之前的长江流域与中原文化关系密切。这一现象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苗头,早期盘龙城遗址的不少遗存都有二里头文化因素,可见盘龙城与二里头遗址可能有一定的联系;安徽斗鸡台文化也与二里头文化的陶器风格接近;在更远的长江下游地区,如上海马桥文化的鸭形壶,也可以看出与二里头文化的联系,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在二里头时期,中原与长江流域存在密切关系。

另外,可以由这个问题,再观察下二里头时期的情况。二里头时期中原与东边、西边的地区也有联系。在东边,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与二里岗下层基本一致,山东岳石文化遗存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时有发现,但在山东却很少见到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这一文化现象非常特殊。在西边,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也与二里岗下层基本一致,陕西西安以西缺少二里头文化遗址。由此可见,二里岗时期中原与长江流域关系密切可能与二里头时期的基础有关,背后的原因还值得研究讨论。

除了陶器和铜器两方面,大型建筑也值得分析。目前已发现不少商代大型建筑,早商时期的偃师商城保存情况最好,郑州商城、洹北商城[28]也有大型建筑,中原地区以这三处著名遗址为代表。外围的长江流域,在殷墟一期以前的商代早期,盘龙城遗址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29]。台家寺也发现与中原相似的大型建筑,主体建筑内有分间、各分间独立开门、互不相通,外有回廊的,这也是商代中原大型建筑的普遍模式[30]。从这一点来看,商代早期长江流域与中原商王朝联系密切,是商领土的一部分。

以上,是以陶器、铜器和大型建筑三个方面,对商王朝南方疆至范围中“南土”的一些认识。囿于考古材料的局限与个人认识,所论不可能全面,也未必正确,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附记:本文根据现场发言录音整理而成,发言未经刘绪先生本人审阅,特此说明。



(作者:刘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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